观察：未来十年新阶段的中国改革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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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90年代的中国，乃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都将是不同的。此前改革的成果固然可以承继下来，但前些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则不能在第二个十年再“传”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决策者仍然需要发扬那种“铁肩担道义”的历史担当精神，推进相关领域的重要改革。基于此，本文就新阶段的中国改革战略再作探讨，并求教于国内外朋友。

　　战略基调：刚柔相济，平滑运作

　　要讨论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战略，首先要确定改革的“战略基调”，也就是说，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改革观，中国的改革究竟如何定位、如何把握，它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涉及改革的基本思想问题。

　　基于此前的改革实践，我认为“中国改革之道”应当是：

　　——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但又有某些类似于“革命”的元素;

　　——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法”，但又有某些类似于“变法”的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第一句突出的是“革”，改革总要“革除”些什么;第二句突出的是“完善”，改革总要“完善”些什么。

　　新阶段的改革观应当是：既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又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变法”，比“革命”要柔，比“变法”要刚，刚柔相济，平滑运作。

　　联系当前和未来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在我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纠结”。纠结在哪儿呢?纠结在改革推动者和所有社会成员所赖以存在的体制，又是改革的对象或者改革的内容之所在。

　　可以说，改革改到深处，必然面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自己砍自己的手”。

　　从现实情况看，当今社会的一些局部的溃烂，切除它恰好能防止这种溃烂祸及全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切除烂手烂脚”这种手术是“非做不可的”。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整个肌体恢复健康，增强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

　　战略视野：

　　见天光、接地气、立人本

　　制定未来十年新阶段的中国改革战略，首先要解决宏观“视野”问题。近年来，由于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受自身“视野”的局限，往往比较关注“术”的方面，而忽视对“道”的研究。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在《周易》中率先提出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这是研究改革(即“易”)的大智慧。今天，探讨改革战略，更需要有如下大视野：“见天光”“接地气”“立人本”。

　　(一)见天光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讲过，每一种社会的经济体系中都有“普照之光”，这一“普照之光”，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借用这个概念追问一下：当今世界，“普照之光”是什么?我认为有两道“天光”，这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市场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公平正义”。

　　先来看第一道“天光”——市场经济。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都出现一些新情况，特别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于是，市场经济理念受到新的质疑。这其中不乏新见解，但也有需要研究之处。

　　从总体上看，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深刻的，需要认真吸取，它所暴露的市场经济的某些弊端(特别是其带来的不公正)更值得反思。

　　但是，纵观历史，横看世界，除了市场资源配置这种机制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资源配置机制?

　　市场经济确实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机制。中国现在有两个“苦于”，一苦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另苦于市场经济之不发达。两个“苦于”，哪个是主要矛盾?我看是后者。故此，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不应动摇，更不能倒退。要看透这道“天光”。

　　再来看第二道“天光”——社会公平正义。近年，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事件，包括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伦敦的骚乱，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变化。

　　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它为什么会爆发?参与这一运动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为什么喊出了“99%∶1%”的口号?原因十分复杂，但剖开这一系列事件的表象，可以看到：尽管各地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是共同的。

　　我们很需要把与人的发展相关的“公平、尊严、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主题，并且把“公平”放在首位，促进战略性提升，以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世界潮流，要看透这道“天光”。

　　(二)接地气

　　所谓“地气”，指的是“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在中国搞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大地。中国的改革者曾经“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其中有不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磨难)，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洞察，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及人性遭受的压抑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他们是接地气的。

　　如果说“天光”是“世界语”，那么，“地气”就是要说“中国话”。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国情。中国仍处在不发达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坚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艰巨。这些都给改革特别是改革中枢带来至关重要的考验。

　　其二，民意。目前国民意见比较集中于三大方面：一是党内和社会腐败严重，尤其是“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现象相当严重;二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因机会不均等和分配过程的不公正而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三是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新阶段的中国改革战略，必须接这些“地气”。

　　(三)立人本

　　所谓“人本”，指的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作为根本导向”。1986年，笔者曾向教育部青年社科基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报告，后又出版《人本体制论》。之所以如此，正是基于当代“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已成为时代的主题。

　　讲“人本”，针对什么?一则，针对“物本”。中国到了从“物本导向”向“人本导向”战略提升的时候了。二则，针对“官本”。中国的最大特征是重“权力”而轻“权利”，必须强调尊重公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三则，讲“人本”，要拒绝“民粹”。

　　战略愿景：

　　构建三个制度文明“大屋顶”

　　在确立了中国改革所需的“视野”之后，还需要研究改革的“战略愿景”问题。2012年4月28日-29日，在中改院主办的“新兴经济体国际会议”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包容性体制创新论》，副标题是“关于中国改革、两岸整合和新普世文明的理论探讨”。这涉及改革的战略愿景以及未来治国理政者的“政治容量”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容量”?如何扩大“容量”?我从历史经验、现实矛盾、未来提升三个维度来分析：

　　(一)历史经验：紧紧把握“知常容、容乃公”这一真谛

　　治国理政，不能不读凝结治国“大智慧”的老子《道德经》。其中有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道德经》第十六章)

　　“王”是指“领导、统治”。怎样才能成为领导、才能统治得好呢?老子说“公乃王”!就是必须要“公”，办事公平、公正、公道。怎样才能做到“公”呢?老子说“容乃公”!就是必须要胸怀宽广，“容”量宏大。怎样才能做到“容”量大呢?老子说“知常容”!就是必须要知道“常”。“常”是什么?“常”是常规、规律。

　　“知常容”告诉我们，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才会宽广，“容量”才能宏大;“容乃公”——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公”，即公平、公正、公道。历史经验的启示是：无论是研究中国的问题，还是研究世界的问题，都应当本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要讲究一个“容”字。“十八大”之后，要治理好这个国家，无论如何要遵循《道德经》的九字箴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这是真谛。

　　(二)现实矛盾：正视目前三个“容量不够”的问题

　　强调“包容”问题，是基于现实存在三个“容量不够”的问题：一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整合各种改革力量，听取各种不同的改革声音，“容量不够”;二是，在对待两岸历史和现实的某些问题上，如何以“包容性”胸怀来设计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容量不够”;三是，在多元文明并存的条件下，如何注重吸收中华文明以外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精华，构建当代“新普世文明”，“容量不够”。

　　(三)未来提升：上三个“新台阶”，建三个“大屋顶”

　　要上“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由关注经济改革层面提升到关注整个经济社会改革层面;第二个台阶，由重视大陆改革发展之命运提升到关注两岸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之命运;第三个台阶，由关注中华文明提升到关注西方和东方文明精华的交融。

　　从战略上讲，按照“包容性体制创新”的思想，应该构建三个制度文明的“大屋顶”。

　　其一，整合各种改革力量，在“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改革的制度文明“大屋顶”。笔者建议，在新阶段，可在市场化和公正化的旗帜下，把目前大陆上不同的改革力量(包括强调通过社会主义纯洁性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力量，强调通过市场化、民主化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力量，以及强调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和“五环式改革”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力量等)统统整合起来。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句话很值得玩味:“他们(指革命者)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法国人能做到，中国人能不能做到?能不能也利用各种“瓦砾”——这样的“瓦砾”或那样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中国应该有这种“容量”。

　　其二，包容两岸和平发展力量，在大陆和台湾两个板块的基础上，构建中华民族新的制度文明“大屋顶”。必须要有这种“大屋顶”的容量，至于叫什么名字可以商量，但要有这种思维，经过几个阶段，逐步在两个板块之上实现国家的顶层整合。

　　其三，吸收西方和东方文明的精华，在多元文明交融的基础上，构建当代“新普世文明”的制度文明“大屋顶”。人类是有“普世文明”的。不过，对人类普世文明应有新的定义。我的定义是，人类普世文明等于西方文明的精华加上东方文明的精华，两者结合起来等于人类的共同文明。对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
　　战略要点：双线均衡、

　　天地人合、“五环式改革”

　　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战略，可以试着走一条“双线均衡”、天地人合、“五环式改革”的改革之路。这有三个战略要点：

　　(一)寻求市场化和社会公平的“双线均衡”

　　“双线均衡”，重点是就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而言的。几年前，我在《人本体制论》中曾提出“双线均衡”理论，当时我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两个鸡蛋上跳舞”。书中写道：“在中国，社会公平和下一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兼容的。在这一点上，我的基本想法是‘两线均衡论’：中国的宏观决策层需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要兼顾两个方面，并把握‘两个鸡蛋’的均衡点。” “如果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倒退;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动荡。”

　　未来十年的改革，一方面，要坚定地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走下去，不能动摇，更不能否定(近年有些地方改革陷于“胶着”状态，与市场化改革坚定性不够有关);另一方面，讲究公正化，实现公平正义，既包括给底层群众编制可靠的“安全网”、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包括社会各界的机会均等和地位平等。现在比较切实的思路是，寻求“社会共生”，使社会各方面都能过得去，“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坚持这一取向，找准“双线均衡”的均衡点，有利于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

　　(二)开拓“天”“地”“人”三合一的广义产权制度新视野

　　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以资源的过度耗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2009年笔者在《广义产权论》的题记中写道：“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资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环境资源。”这种透支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当代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

　　因此，对于未来十年的改革，笔者建议在“天”“地”“人”三合一的新视野下，着手“天”“地”“人”广义产权的制度安排。

　　在“天”(环境)方面：面对环境的恶化，应尽快着手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包括环境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制度。

　　在“地”(资源)方面：针对资源领域存在的“产权残缺”，应重点完善五项权能：1.农民土地经营的流转权;2.林地经营权和林木转让权;3.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4.水资源产权;5.海洋“用益物权”。

　　最核心的是“人”。这是发展和改革的“本体”和“轴心”。对于 “人”，应强调其三层含义：横向上的“全体人”，纵向上的“多代人”，内核上的“多需人”。现在，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凸显，如何使人活得有尊严、够体面，成为时代的主题。应建立一套维护人权的制度安排。

　　(三)建立“五环式改革”的基本框架

　　这里讲的“五环式改革”，不是北京环路式的一环套一环的“五环式”，而是奥运标志的那种“五环式”。几年前，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提出了这种整体改革思路，即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制度“五环式”改革的思想。近年来，在探讨和撰写《中国第三波转型论》过程中，从发展模式转换的角度，也得出了“中国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而且需要全方位地转变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方面发展模式”的结论。

　　“五环式改革”包括五个方面、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

　　“经济转型”，重点推进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三位一体”之转型，这是“五环式改革”的基础。“政治变革”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而且越来越成为关键。而“社会共生”更值得关注，因为，不管你是否承认，中国社会已开始分层(雏形已出现)，且由于较明显的代际间资源传承机制，或曰代际间资源流动性不足，有阶层常态化之苗头，但尚未完全固化。

　　寻求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阶层)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已成为当务之急。“文明交融”，重点是促进中华文明(东方文明)的精华与西方文明的精华之融合。而“天人合一”，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涉及环境人权、环境政治、环境稳定以及生态文明问题，故单独提出，与前四项平行。

　　如能落实上述诸点，改革和转型的领域就会更加宽阔。

　　战略实施：

　　“五环式改革”的现实切入点

　　回到操作层面，“五环式改革”到底怎样展开?

　　(一)经济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当前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垄断性行业改革;二是要素价格改革;三是财税和金融改革。建议可以从垄断性行业的“破垄”切入。根据2010年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材料，目前垄断性行业中，民营资本在最关键的几个部门只占百分之几。

　　垄断性行业改革怎么推进?笔者提出四化：经营环境商业化;市场竞争平等化;产权关系多元化;市场监管科学化。关键是产权关系多元化。这涉及一个深层理论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问题。我在《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的前言中曾指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他们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

　　倘若垄断性行业改革能够突破，经济体制改革有望出现势如破竹之势，而这恰恰是利益博弈的焦点。

　　(二)社会改革

　　当前中国社会领域(以及与经济等相交叉领域)最突出的矛盾是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在国民收入内部，不论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还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均呈下滑趋势。收入分配体制尚未理顺，劳动力价格扭曲，中产阶层远未形成，收入差距已经临近警戒线。

　　针对这一问题，应将分配改革作为社会领域改革的第一切入点。分配改革方案酝酿八年迄今没有出台，人民群众对此翘首以盼。

　　为此，新领导班子可把出台分配改革方案作为“重大战役”来打，而要这样做，势必涉及资源产权制度、财税制度、要素价格制度、政府管理制度，以及垄断性行业改革等诸多方面，必须将其作为系统工程进行操作。

　　除此之外，还应按照“公民社会”之要求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方面有几项重要内容，如培育和创新社会组织(包括新的社团组织、草根性新社会组织，以及替代部分政府职能的组织等)、推进城乡社区自治、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协调机制、用“对话”替代“对抗”等。

　　在具体推进中，建议设立“社会管理创新试验区”。1979年，中共中央曾将广东和福建作为实行特殊政策的两个省。33年后，我建议以广东深圳和福建平潭县作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试验区”，尤其是福建平潭县，两岸可以在这里搞社会管理的试验。

　　(三)政治变革

　　当前重点：一是官员个人和家庭收入及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二是实行党内民主;三是改变地方政府权力的“来源结构”，使权力真正来源于“公民的授予”。可以从官员个人和家庭收入及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切入，如能取得突破，将有利于把反腐败纳入制度轨道。至于党的历史问题，可以从共识比较多、阻力比较小的问题入手解决。

　　(四)文化融合

　　文化改革涉及“文明融合”问题。建议下一步要紧紧围绕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推进“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两种文明的融合，避免两个文明的冲突和碰撞，这是下一步国内文明融合的焦点。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还产生了不同区域文明的融合和国际之间的文明融合问题，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

　　(五)天人合一

　　建议从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入手。要认识到，环境产权实质是环境人权。同时应特别注意绿色事件苗头，防止什邡和启东类似事件重演。

　　按以上切入点推进“五环式改革”，必定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既得利益格局的障碍可能是最大的障碍。因此，未来十年的新领导班子，不仅需要“有容乃大”的胸怀，而且需要“知难而进”的雄才大略。